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在2007至 2013年间，所有七国集团成员国的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均有程度不同的上升。
换句话说，封城的解除可以使复工率显著提高。总的来说，中国采取的是速战速决的防控策略。
3月是复工率提高最迅速的一个月，大部分复工复产都集中在这个月，随着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3月的复工率猛增了30%左右。分户口类型来看(图2-D)，占从业人员调查样本20%的农民工群体的复工率，要显著低于当地劳动力，疫情期间由于封城和全国大范围的流动限制，农民工的返城复工之路更为艰辛，直到6月中旬，其复工率也比当地劳动力低近5个百分点。这些分析手段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解决防控措施制定的内生性问题，从而识别疫情防控措施的真实影响。此外，大量的研究关注疫情防控期封城对人们心理健康的影响。这两个极端的防控措施执行强度背后是完全不同的政策逻辑，前者将COVID -19的防控作为首要任务，后者则是把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放在首位考虑。
为了讨论中国各地防控措施制定的逻辑，本文利用各省的一级响应持续时间长短、(截至降级前的)累计确诊人数和复工指数，进行了如下的相关性分析。进一步的分析发现，6月中旬11%的失业者中有一半以上在11月实现了再就业，只有2. 5%从6月中旬到11月底一直处于失业状态，佐证了从业者群体就业状态的改善。它首先是一种呼吸道疾病，但也有患者出现心脏炎症、消化系统问题、肾脏感染、血栓和脑膜炎等症状，这些人虽所占比例不高，但数量仍颇为惊人。
我们知道并理解，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失业率必定会上升，但未来几年以至几十年后的情况难以预料。有人提出将GDP增长降至0甚至负值的去增长运动，也获得了一些支持者（至少是在最富有的国家）。若出现这一情况，当局需在2020年第四季度前后重新实施防控措施，遏制疫情蔓延，防止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疫情暴发之前，美国的国防开支、联邦债务的利息和每年的福利开支（联邦医疗保险、联邦医疗补助和社会保障）已达到联邦税收收入的112%（2017年这一占比仅为95%）。
危机期间，许多政府早早采取广泛的应急措施，以期达成三个具体目标：第一，根据需要决定支出规模，（通过生产试剂、加强医院能力、研发药物和疫苗等）尽快控制疫情。在这些新市场建立规则和机制，有望对经济发展形成变革性影响。
此外，需要系统性追踪国家在危机时期可动用的资本储备，包括金融资本、实物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如今，我们面临着1945年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大灾难，衰退速度之快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这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怎样的新指标可用于追踪发展情况？哪些新动力能够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 关于第一个问题，世界各国领导人需要转变思维，更加注重并优先考虑地球的健康状况以及所有公民的福祉。与其他情境一样，这种模式存在地域差异，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具体国家或地区早期防控措施的性质。
旅游、酒店、零售、体育和展会等行业的企业将面临以下三重打击：一是顾客减少（面对不确定性，人们更倾向于规避风险）。这些都是在非常形势之下采取的非常做法，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也表示，现在需要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大规模、非常规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存在青年膨胀的国家），自动化会让这些国家更难搭上经济增长的快车，技术可能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口噩梦。此外，消费者往往会通过增加储蓄来应对冲击，无论是为了防范新危机，还是为了弥补在疫情期间损失的财富。
他们以一战后的德国或二战后的英国为例：1923年德国试图利用通货膨胀减轻国内的战争债务负担，结果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如果我们都认同，除了人均GDP所代表的财富水平，幸福感更多取决于无形因素（如便利的医疗保健和健全的社会结构）而非物质消费，那么尊重环境、负责任饮食、同理心或慷慨等多元价值观就可能得到普及，并逐步成为新型社会规范的特征。
对此，丹尼尔·笛福在1722年出版的《瘟疫年纪事》[1]中写道：百业俱废，用工停止，劳作断绝，穷人彻底失去了生计。这是一个错误的取舍命题。
起初，穷人的呼天喊地让人痛心不已……成千上万的穷人留在了伦敦，最终又满心绝望地离开。[9]他们还说，如果政府放弃拯救生命，那么担心病毒的人就不会恢复购物、旅行或外出就餐，经济复苏也就遥遥无期，无论封禁与否，明确指出了政策措施必须以民众健康为核心，才能实现经济复苏。即便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GDP下降10%以及失业率超过10%都用了数年时间。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的核心在于一个关键的信任问题：持有美元的非美国人相信，美国既会（通过合理管理其经济）保护自身利益，又会（通过合理管理其货币，例如高效、快速地为全球金融体系提供美元流动性）保护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利益。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经济关停直接产生的影响在于，七国集团成员的年度GDP可能减少20%～30%。尽管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难以衡量，但它们对于社会凝聚力和环境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因此不应被低估。
这就需要在上述前沿市场开展差异化的审慎投资，因为在这些领域，市场力量能对社会经济产生变革性影响，但仍缺乏支持运转的某些必要条件（例如，可持续、大规模制造产品或资产的技术能力仍然不足，标准尚不清晰，法律框架有待完善）。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将日益加剧，一方面高薪工作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许多低薪或乏味的工作不断消失。
由于新冠病毒扩散速度极快，干预的时机与力度都十分重要。大范围的失业、大量人口的收入降低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都可能促使预防性储蓄增加。
担忧人士认为短期内通货紧缩的风险更高，但也同意，鉴于不可避免的大量刺激措施，最终还是会形成通货膨胀。这里面临的挑战就是要明确下列事项：通货膨胀率达到怎样的水平就会侵蚀经济并成为消费者的焦虑之源。
是否存在可行的替代货币？虽然美国仍是全球金融霸主（美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作用远大于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尽管表现得没有那么明显），许多国家想挑战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也是事实，但短期内并没有可行的替代货币。生产活动的回流可能引发偶尔的通货膨胀，但程度有限。经济增长和就业 2020年3月之前，世界经济从未有过如此突然的急刹车，我们也从未经历过如此剧烈的经济震荡。在合理管理经济方面，怀疑美元主导地位的人士指出，美国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不可避免。
此外，疫苗的接种面临着一项政治挑战：在反疫苗人士声势高涨的背景下，如何为足够多的全球人口接种疫苗（因为集体免疫力取决于最薄弱的一环）并确保足够的接种依从率，这是个问题。从绿色能源、生态旅游到循环经济，绿色经济蕴含广泛可能。
另一个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是员工因担心被感染而拒绝重返工作岗位，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频频发生。2020年4月（还处于封禁期），美国的个人储蓄率攀升至33%，而欧元区家庭储蓄率（计算方式不同于前者）则上升至19%。
现在，他们认为这场大流行病可能成为催化剂，其依据来自两个层面，涉及信任问题的两个方面。对这些国家而言，应对新冠危机需要可观的投入和数年时间，而巨额的经济损失会迅速转化为社会和人道主义灾难。
尽管已有大量有关冠状病毒的论文陆续发表，但其感染致死率（即导致死亡的新冠病毒病例，无论是否接受检测）仍有争议（可能为0.4%~0.5%，也可能达1%）。未来将有越来越多声音呼吁政府干预，发挥最后付款人的作用[34]，防止或遏制疫情引发大规模裁员和商业经济衰退。经济是否必须先衰退见底，才能以健康的状态强劲复苏？是的，公共卫生的捍卫者如是回答，他们从15世纪开始就是欧洲城市生活的参与者。即便情况有所好转，公众和政界仍可能要求保留这些计划。
[2] 以往的流行病已反复证明，大流行病的传播可以借助贸易路线，并能利用公共卫生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利益冲突（我们将在后面探讨这种经济失常问题）。在GDP增长方面，失业的严重程度和人口规模取决于各国具体情况。
无序扩张的巨型城市无处不在，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拥挤聚居（通常缺乏足够的卫生设施和医疗服务）。考虑到过去研发一种疫苗可能需要10年时间（埃博拉疫苗的研发耗时5年），现在的进展不可谓不快，但影响疫苗上市的不是科学水平，而是生产能力。
这就是现代货币理论（MMT）和直升机撒钱比喻的由来：因利率已趋近于零，央行无法通过传统的货币工具（即降息）来刺激经济，除非决定实施深度负利率政策，但这可能存在较高风险，多数央行反对使用。尽管其中有很多特殊原因（比如社会资本充足，信任度很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平均水平，老龄劳动者成功加入劳动力队伍），但还是能表明人口萎缩并不一定导致经济衰退。
